當朱翊鈞從耽樂身亡的明穆宗手中，突然接過大明皇帝寶座的時候，他還只是個孩子。

　　十歲左右的他，雖然已經學著肅穆威嚴的樣子，將自己幼小的身子高高地端擺在金鑾寶殿之上。

　　但在寢宮后殿里，象征著君主至尊身份的龍袍之下依舊難以掩蓋一個孩子的童心，他與同齡的孩子一般，心懷憨稚。

　　白天，他讓宮女和小太監們在御花園陪他玩耍嬉鬧。到了晚上，按照太后及張居正等輔政大臣們的主意，他應該看奏折、讀些圣賢典籍、學學安邦治國的策略。

　　但往往這個時侯，年幼的萬歷皇帝卻偷偷地捧著一些"閑書"津津有味地讀著，比如《水滸傳》一類的通俗小說。在偌大的紫禁城中，或許只有這個孩子生動的眼睛，才能看到這類"閑書"的趣味。

　　殊不知，當小皇帝躺在龍榻上、有滋有味地閱讀幾近入迷的時候，在廣闊的民間，在杭州、在南京、在蘇州、在福建，《水滸》、《三國》等一本本通俗小說正在各地的書坊中刊刻而成，然后涌入市場。

　　這一年是萬歷元年，即西歷1573年。

　　《水滸》、《三國》成書已有200多年的歷史，當時的流行并沒有特殊的新意，反倒是近歲福建籍書坊主熊大木幾本新撰歷史演義小說的暢銷，頗含有革故鼎新的契機，可以看作是某些事情的界標。

　　艱難的舉業

　　熊大木是明嘉靖、萬歷年間福建建陽的一位書坊主，也是通俗歷史演義小說的開拓者。據考，在嘉靖年間七種左右的新出作品中，熊大木一人竟編寫了其中的四種。

　　他的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》（即后來岳家將故事所出）、《唐書志傳通俗演義》、《南北宋志傳》、《全漢志傳》、《楊家將演義》等，都是通俗文學中流傳頗廣的作品。

　　而若以正史、方志的記載來衡定某位古人的聲名，那么熊大木則幾乎是"籍籍無名"的人物。

　　在有關的小說史論著中，提及他時往往也只有十余字的介紹："熊大木，字鐘谷，又字鰲峰，嘉靖時建陽書林。"

　　而即便這樣簡短的介紹中，熊大木的名與字是否確切，在某些學者看來，也是滿眼疑竇。

　　在他的家鄉福建建陽，至今猶存的《潭陽熊氏宗譜》中，更是找不到"熊大木"的名字。

　　而據陳大庚考證，這位被稱為"熊大木"的人物，其實真名熊福鎮，字大木，號鐘谷。

　　與熊大木一樣，當時其他的通俗小說作家，如余象斗、熊龍峰、余邵魚等，也基本都是這樣一些平生不察、身份難詳的人物。

　　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，這種情況也容易理解，因為在千百年來讀書人立身揚名的科舉場上，他們都沒有取得赫赫的功名。

　　而他們棄儒從商后，顯赫的書坊主生涯，也與舉業的艱難不無關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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