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中午，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公布了《關于進一步推進高中階段學校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》，實施意見中亮點頗多，其中有關“取消國家規定以外的所有加分項目”的規定受到廣泛關注。

　　中考、高考的加分政策，是為了彌補應試教育的缺陷而出臺的。多年的實踐表明，這一原本是為了維護公平而出臺的政策，卻引發了更多的不公平，因加分而導致的丑聞頻現，加分政策的合理性也不斷遭受質疑。

　　數年前，媒體曾曝光可用于高考加分的“少數民族證明”只需花280元就可以買到，諸如此類的暗箱操作不勝枚舉。去年云南昆明中考后，當地教育局公布的一份加分名單中，竟有11229名考生獲得中考加分，占71311名中考總人數的15.74%，受到廣泛質疑。無獨有偶，《2016寧夏銀川中考加分政策》中明文規定，凡來銀川投資500萬元以上的企業家子女，可降低一個分數段參加錄取，每個分數段為10分，這樣的做法，更是公開將“加分”同“金錢”直接劃上了等號。

　　加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，但在現實中“好經”卻被念歪了，其造成的影響也十分惡劣。一者，隱匿在加分背后的弄虛作假、徇私舞弊、錢權交易等嚴重損害了高考的公信力，同時也敗壞了社會風氣；二者，一些加分項目反而強化了應試教育——當培養學生的特長和興趣只是為了獲得加分，它就會異化為更加狂熱的應試教育，進一步增加學生和學校的負擔；三者，圍繞著加分項目出現的各種培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鏈，巨大的利益反過來又對加分政策本身產生了極大影響；四者，加分政策對農村學生尤其是貧困地區學生并不公平，因為這部分學生群體沒有足夠的條件和機會學習各種特長，很難獲得加分，這導致一些學校尤其是高校農村生源比例偏低，城鄉教育鴻溝越拉越大。

　　在我國，中考、高考是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通道之一，其公平性如何，牽動著全社會的神經。平心而論，因考試而生的應試教育確實存在著極大弊端，但在沒有找到更好、更穩妥的對策之前，目前的應試體系仍是“最不壞的選擇”。可以想象，假如連中考、高考的公平底線都被輕易突破，諸如階層固化、社會活力喪失等狀況必然加劇出現。

　　也因此，去年3月，國務院相關領導公開表示，2017年將取消現有高考中四分之三左右的加分項目，而廣東此次公布的《關于進一步推進高中階段學校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》中明確提出“取消國家規定以外的所有加分項目”，則對中考加分有了更為嚴格的限定。這一政策背后的信息很明確，那就是考試公平永遠是第一位的，當盡全力避免加分政策對考試公平造成負面影響。

　　有鑒于各地對中考政策的制定有較大的話語權和靈活性，“取消國家規定以外的所有加分項目”這樣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能否不走樣、不走偏，仍有待觀察。但無論如何，我們都應該支持進一步縮小加分政策的空間，不要把加分當做破除應試教育弊端的靈丹妙藥。

　　目前的應試體系仍是“最不壞的選擇”。可以想象，假如連中考、高考的公平底線都被輕易突破，諸如階層固化、社會活力喪失等狀況必然加劇出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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