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的點睛之筆一般是在篇末或接近篇末處，如楊朔的《荔枝蜜》，作者先寫自己因曾被蜜蜂“蜇了一下”，就不大喜歡蜜蜂了。接著筆鋒一轉，由荔枝樹寫到荔枝蜜，再由荔枝蜜寫到釀蜜的蜜蜂，通過養(yǎng)蜂員老梁的介紹，作者為蜜蜂不辭辛苦，也不計較什么的精神所打動，于是，作者寫道：

　　我不禁一顫：多可愛的小生靈啊！對人無所求，給人的卻是極好的東西。蜜蜂是在釀蜜，又是在釀造生活；不是為自己，而是為人類釀造最甜的生活。蜜蜂是渺小的，蜜蜂卻又多么高尚啊！

　　這一段點睛之筆，用充滿激情的語言借贊美蜜蜂，贊美了為建設美好生活而無私奉獻的精神，揭示了文章的主旨，升華了文章的主題。

　　有一篇題為《起點》的作文，文章主體部分寫“我”克服種種心理障礙，幫下崗后又賣冰棍的媽媽守了一天攤的故事，文章末尾議論道：

　　我想對媽媽說：媽媽，你看，今天是我的起點。它不是擺攤子的起點，不是賣冰棍的起點，而是我懂事的起點，孝心的起點，勇氣的起點，懂得生活的起點。

　　這也是一段點睛之筆，它既點了題，又揭示了“起點”的內涵。文章也因此而豐厚起來。

　　點睛之筆是否一定是在篇末呢？也不盡然。冰心老人的《小橘燈》，其中“這朦朧的橘紅的光，實在照不了多遠，但這小姑娘的鎮(zhèn)定、勇敢、樂觀的精神鼓舞了我，我似乎覺得眼前有無限的光明”的點睛之筆就出現在篇中。而《任弼時同志二三事》、《背影》的點睛之筆就冠于篇首。由此可見，點睛之處并無定法，可因文而異，只要能成為“一篇之警策”（陸機《文賦》）即可。

　　但點睛之筆無論在何處，都必須與全文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，劉熙載在《藝概》中指出：“在篇首則后顧之，在篇末則前必注之，在篇中則前注之，后顧之。”這里的“顧”、“注”即前后的照應。這句話告訴我們，點睛之筆是萬軍之統(tǒng)帥，全文都需環(huán)繞著它。

　　如《任弼時同志二三事》，篇首的點睛之筆是任弼時同志的三怕：一怕工作少，二怕麻煩人，三怕用錢多。下文的帶病工作、關心群眾、堅持原則、生活樸素等事跡的敘述，無不與篇首的“睛”相顧。

　　魯迅的《一件小事》的點睛之筆是在篇中。文章前半部是把“我”和車夫放在鮮明的對比之中：車夫見撞了人便立住腳，而“我”則怕誤了路催他“走你的吧”；車夫細心詢問老人的傷勢，而“我”則覺得“自討苦吃”；車夫毫不躊躇地攙著老人向巡警分駐所走去，而“我”卻感到詫異。行文至此，“我”的渺小，車夫的崇高直注“點睛”之處，于是，作者寫道：

　　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，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后影，霎時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須仰視才見。而且他對于我，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“小”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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