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離開太平洋帝國到支那已二年又半了。

　　這二年半的時光里，我居然連一封信都沒寫過里，連草稿都沒打過，以至于自己都責怪自己：“有那么忙嗎？”現在想來，還覺得自己蠢鈍。在支那的日子里，我忽然發現了支那人的性情：虛偽，貪贓枉法，見錢眼開。所以，剛一到支那，就被人認了出，我至今還記得那尖的不得了的聲音：“你是‘太帝’的人吧？”嗚呼，支那人真是無藥可救。

　　但讓我轉變的是一場比賽，是我作為‘太帝’的最高領導者觀看由美、英、法、日聯合舉辦的運動會，當時我坐在袁世凱身邊，我還跟他小聲的說了一句話：“我勸你還是把比賽退掉吧。”可他卻說：“我們中華帝國的人不是孬種！”正說著，比賽開始了，我連眼都不敢眨一下地看著支那運動員在賽場上奔跑。看著支那運動員第一個沖過終點線，我在心底里叫了一聲好，可在宣布比賽成績時，卻沒有支那運動員的名字。我有點生氣了，看了一眼世凱，他也有點不高興，我站起來，向著運動場揮了揮手，轉過頭，對著美代表說：“為什么沒有支那人的名字？”他有點瞧不起我，斜著眼睛對我說：“沒有就是沒有，不要問為什么。”“那好，我走，老袁，你陪我。”我說著，徑直的向大門走去，袁世凱跟著我，憤憤的走了。

　　看來，支那人的性情是受環境所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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