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呂駕宇

　　因幾句口角，陜西張智偉、郭亮和王云璋３位花季少年便對女乞丐李文蘭施以長時間的暴打凌辱；而當受害者拖著受傷的身體尋求幫助時，人們表現出了驚人的麻木：衛生院值班醫生眼見其渾身是傷，卻不采取任何診治措施；派出所接到報警后三個小時才派了名司機去處理，村支書非但不采取救治措施，反與派出所商量如何將李送出轄區之外……于是，一條有望得救的生命就這樣逝去了(新華社8月5日報道)……

　　一、

　　很顯然，張智偉等人的殘暴是令人發指的。即便面對“孩子”這樣一個無比廣闊的群體，張智偉等人僅僅是極端的個例，但人們還是會發出這樣的疑問：如今的孩子到底怎么了？

　　或許一切都緣于偶然，我們甚至可以進行這樣的設想：如果“孩子們”沒有喝酒，他們就不會酒后“鬧事”了，如果“孩子們”后來沒有找到李文蘭，也就不會再發生“乞丐之死”了……

　　但偶然之外的必然是當我們的孩子們習慣于以自我為中心，習慣于將自己擺放在高位將旁人視為卑微的時候，他們也就喪失了對生命最起碼的敬畏之心，于是旁人的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也就隨之貶化。我不知道，當孩子們用菜籽桿插進李文蘭的下身的時候，在他們眼中，作為乞丐的李文蘭是否僅僅是一只螞蟻——在很多的孩子的游戲中，屠戮螞蟻的方式往往是用最小的一個手指頭掐死它，或者是抬高腳，然后狠命下跺。

　　二

　　如果說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那么善花是如何結出惡果呢？

　　其實，在中國很多的歷史時段，對人的蔑視是有傳統的，比如說，文革時，孩子們斗“反動老子”是革命的光榮，于是光榮的事業允許最卑劣的方式。而在當代中國，當國民的“生命意識”普遍高漲的時候，“先朝遺風”同樣還會時不時的趁虛而入。

　　在“乞丐之死”事件發生地二里鎮，醫生將乞丐李文蘭推開了，派出所片警將乞丐李文蘭給推開了，村支書將乞丐李文蘭給推開了，于是他們將李文蘭最后生的希望也給推開了，然后就有了供人談資的“乞丐之死”——所有的人都在強調李文蘭的“乞丐”身份，“乞丐”意味著什么？乞丐就意味著如同一只螞蟻？而螞蟻就意味著該死？

　　——這就是張智偉等孩子的生活土壤。

　　三、

　　和李文蘭事件相似的是孫志剛案。

　　孫志剛，這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，僅僅因為隨身沒帶身份證而被收容，接著被打死。人們因此而出離憤怒：一個人的生命竟是這樣輕易地被剝奪，那么，還有什么不可以被剝奪呢？

　　孫志剛案，人們可以清楚地將憤怒傾瀉到某些執法者身上，而面對李文蘭的慘死，我們多少又有點迷惘，因為，這一次，施暴者僅僅是幾個花季少年，縱容助虐者僅僅是和我們相似的“凡夫俗子”。

　　于是，誰能拍著胸脯保證，當你面對著“乞丐”李文蘭的求援時，你能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？

　　四、

　　在一場戰爭中，一位戰士不幸犧牲。他的妻子在他的墓碑上寫上了這樣兩句話：“對全世界來說，你是一名普通的戰士；對我來說，你就是整個世界。”

　　讀到上面這段文字很久之后，我在互聯網上看到了一張廣泛流傳的照片：在得知李文蘭的死后，她的丈夫，她的兒子在痛苦流涕。只有這個時候，我才異常清醒地認識到，所謂的乞丐，是一個丈夫的妻子，是一個兒子的母親，是一個家庭的全部的世界。

　　五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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